公元174年，司馬防應該是有點頭疼的。
頭疼的原因，是他受托要推舉一個人當官。
這一年，是熹平三年，司馬防25歲。按理說，25歲的年紀，自己都未必能混出什么名堂，怎么有資格推薦人當官呢?
但倒也不奇怪，司馬防所在的司馬家族一路都高官輩出：曾祖父司馬均是東漢的征西將軍，祖父司馬量做到豫章太守，父親司馬儁官拜潁川太守。《三國志·魏書》記錄司馬防“少仕州郡，曆官洛陽令、京兆尹”，說明他年紀輕輕，就已經在州郡一級當官了，之後又升任了首都最高行政長官——老爸和爺爺都是省部級高官，這升官速度當然不奇怪。
司馬防推薦的這個人，才剛剛虛歲20歲，是當時沛國的地方長官王吉推薦上來的。
“沛國”雖然名字裏有個“國”，但其實是一個郡級行政單位，相當於現在的地級市。沛國下轄21個縣，其中有一個縣叫譙縣，王吉推舉的那個20歲的青年，就是譙縣人。
王吉自己也是這一年剛剛提拔升任沛國的一把手的，他才20多歲，在當時也屬於破格提拔——沒辦法，他的幹爹是朝中權勢熏天的中常侍王甫。
王吉到任沒多久，就通過“舉孝廉”的方式把那個沒比自己小幾歲的譙縣年輕人推薦了上去。
作為漢朝“察舉”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，“舉孝廉”顧名思義：要么是你“孝”，要么是你“廉”，獲得公認，就可以被地方長官推薦走上仕途。這個考核標准照理應該非常嚴格——按當時規定，人口到20萬的地方，才能獲得一個“孝廉”名額。
而從任何角度看，那個20歲的譙縣年輕人，都是沒有資格被“舉孝廉”的：
他在老家是著名的遊手好閑、惹是生非的頑主，“孝”和“廉”沒有一個字和他沾邊。更何況，按當時規定，除非這人特別優秀，否則一般情況下只有40歲以上才可以被“舉孝廉”。
而這個20歲的譙縣青年，偏偏就這樣被舉了“孝廉”。
當然，很多人也對原因心知肚明：這個年輕人的幹爺爺，是當朝著名的大宦官曹騰;他的爸爸——也就是曹騰的幹兒子——是花一億錢捐了個太尉過官癮的曹嵩。
自漢武帝開始推行的“察舉制”，原本是希望打破世襲和階層固化，由地方長官逐級推薦賢能之士選拔人才。但曆經三百年，早已荒腔走板，但這也是意料之中的——一旦擯棄客觀打分體系而改用主觀評分，那么“公平”二字早晚會銷聲匿跡。
那么按理說，司馬防只須做個順水人情即可，又為何會頭疼呢?
因為按《三國志·魏書》記載，司馬防“性質直公方，雖間居宴處，威儀不忒”，“雅好漢書名臣列傳，所諷誦者數十萬言。”——可見他不僅濃眉大眼豐神俊朗，也是有節操有原則有榜樣的，眼裏很難揉沙子。
可能也正是因此，司馬防的推薦沒有讓那個20歲的譙縣年輕人完全滿意。
那個年輕人本來是想當洛陽令的，也就是洛陽這個首都縣的縣長。
但司馬防給他的推薦位置是洛陽北部尉。
洛陽是首都，天子腳下，自然不同於一般的縣，所以分為東西南北四個轄區，各設長官。“洛陽北部尉”相當於現在從北京天安門到北五環奧林匹克公園一帶的公安局長——至於西北邊的圓明園和東邊的朝陽公園歸誰管，還要看轄區分配。
但畢竟才20歲，就當了一個縣處級的公安局長，可以滿意了。
這個年輕人，叫曹操。
他帶著興奮和忐忑，准備走馬上任，大展宏圖。
2
熹平三年，曹操正式上任洛陽北部尉。
他在興奮之餘，確實應該是有點忐忑的。
因為他很清楚，自己被一路推舉上來，材料並不過硬。
盡管曹操已經四處求名士給自己“品評”，希望借所謂的“流量”和“熱度”為自己加分，但他自己也知道，作為“舉孝廉”的基本條件，他是不達標的。
不僅他知道，後人也知道。《三國志》作為一本以曹魏為正統的史書，陳壽在《武帝紀》裏提及太祖曹操少年時的名聲，也不敢違背事實，只是盡最大努力潤色為：“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”，而吳人所作的《曹瞞傳》就沒那么客氣了，直接點明：“好飛鷹走狗，遊蕩無度”。
這難道符合“舉孝廉”的標准嗎?
而如果說這些還能解釋為“差生未必能力不行”的話，讓曹操更頭疼的是他的家庭背景。
曹操當然是有顯赫家庭背景的，沒有這層背景，他絕不可能年紀輕輕就被“舉孝廉”，但他的這層家庭背景卻也讓他有點抬不起頭——他爸爸是太監的幹兒子，他是太監的幹孫子。
事實上，曹操的幹爺爺曹騰雖然是大宦官，但即便是在“黨錮之爭”白熱化的東漢末年，名聲還是可以的。
曹騰侍奉過四朝皇帝，謹言慎行，對外低調，且不任人唯親，還頗發掘出一批人才，他推薦的如虞放、邊韶、延固、張溫、張奐、堂溪、趙典這些人，當時在天下名士裏都有極高的聲望。
即便是曹操的父親曹嵩，雖斂財有術，居然能拿出一億錢買官，但也只是占了個虛職，並無實權。西晉史學家司馬彪評價曹嵩用了八個字：“質性敦慎，所在忠孝。”考慮到司馬彪可能對曹家有所顧忌，但當年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陳琳為主公袁紹寫討伐曹操的檄文，恨不得把曹家一脈罵得狗血淋頭，但說起他父親曹嵩，用足24個字，也不過就數落他“買官”的醜行，對他人品名聲並無指責。
但即便如此，對普通人而言足夠了，對曹操而言還是不夠的，因為他雖然“好飛鷹走狗”，但畢竟還是有自己的志向的：要做一番大事業出來。
在那個士人明顯看不起宦官的年代，有宦官家族背景的曹操，很清楚自己若想在京城洛陽博得一些名聲，就必須做一些事來證明自己。
而且以曹操的性格，他會選擇自己單幹。
甚至不會告訴和自己玩得最好的那批兄弟們，比如袁紹。
3
熹平三年那一年，袁紹正在洛陽“養名”。
袁紹同樣是20歲仕官，在曹操還在老家遊手好閑的時候，他已經是濮陽縣的縣令了。那他為何也能“破格提拔”?因為袁紹的家族背景比曹操家的更嚇人——象征最高職位的“三公”：司空、司徒和太尉，他們家裏人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：袁紹的高祖父袁安做過司徒、曾祖父袁敞做過司空、祖父袁湯做過太尉、父親袁逢做過司徒。
曹操的老爸要花一億錢財才能買個“太尉”虛職，而袁紹家四代人裏代代都有人坐到過正兒八經的“三公”高位，人稱“四世三公”，門生故吏遍及天下。
在濮陽縣令的任上，袁紹遭遇了母喪。在那個達官貴人已經可以有種種理由逃避守喪的年代，袁紹主動辭官，為母親守喪三年。三年期滿，正當眾人以為袁紹將“滿血”出山的時候，他又宣布要為早逝的父親再守喪三年，一共守喪六年。
六年期滿，袁紹“廬墓六年”的孝名已經傳遍天下，他於是來到了京都洛陽，開始“養名”。
所謂“養名”，就是並不急著做官，而是做“大隱隱於市”的姿態，廣交朋友，提高聲譽。
袁紹長得很帥，性格豪爽，家裏又背景深厚，關鍵還不缺錢，所以很快就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小團體。他的鐵杆弟兄裏有從兗州來的“富二代”張邈，從荊州來的“小智多星”許攸，還有就是那個“宦官之後”曹操。
袁紹和曹操到底什么時候認識的，史書並無明確記錄，《三國志·袁紹傳》裏也只是提到“太祖少與交焉”。但兩人關系應該相當不錯，值得指出的是，曹操應該一直是追隨袁紹的小弟。
《世說新語》裏曾記載過這樣一個段子：
曹操有一次和袁紹在一起廝混，潛入人家園子裏去看人家結婚。曹操膽大妄為，大喊一聲“有小偷!”結果人家家人追出來找小偷，他和袁紹就進去搶了人家新娘子往外跑。那家人家應該也是大戶人家，園子很大，逃到一半兩人迷路了，袁紹更是卡在一個荊棘叢裏動彈不得。
曹操這時候有拉兄弟一把嗎?並沒有。他大喊一聲：“小偷在這裏!”人家家人循聲趕來，嚇得袁紹一個激靈，腎上腺激素大量分泌，從荊棘叢中一躍而出，兩個人就逃走了。
《世說新語》作為一部志人小說，記錄的段子不能當正史看，但這多少也能反映出當時人對這兩個人的一些印象和看法——南北朝時期離東漢末年在時間上也並不遙遠。
至少從這個段子裏，我們能看到曹操這個人年紀輕輕，就膽子很大，而且手段毒辣，不計後果，但又往往會另辟蹊徑。
熹平三年這一年，曹操與袁紹同居洛陽，但兩人做事的風格已經顯露出了不同：
與袁紹一本正經的慢慢“養名”相比，初出茅廬的曹操更傾向於一招制勝的“揚名”。
4
聽聞乃至崇拜曹操名字的人中，應該有個不滿15周歲的少年。
這個少年是涿郡涿縣人(今河北保定一帶)，按古代人的虛歲計歲習慣，他在不滿15周歲的時候就外出遊學，拜當時大儒盧植為師，在緱氏山學習。
緱氏山，地處洛陽東南，距離首都不過幾十裏地的距離，所以首都一旦有什么大新聞，很難不傳到這裏——一個剛滿20歲的縣尉居然擊殺了高官的叔叔，這樣的新聞應該會在這個少年以及同學之間流傳。
這個少年的名字，叫劉備，他有一個要好的同學，叫公孫瓚。
當然，史料並沒有記載劉備當時是否就真的知道了“曹操”的名字，但他結識曹操並建立熟稔的關系，確實就是在熹平三年之後的沒幾年。
按《英雄記》的記載，“靈帝末年，備嘗在京師，複與曹公俱還沛國，募召合眾”——曹操之後失意離開洛陽回家鄉時，劉備患難與共與之同行，可見交情不淺。
劉備知道曹操，可能是占了“地利”，但也有人因為距離遙遠，未必知道曹操的這次壯舉。
熹平三年這一年，揚州刺史臧旻率領大軍，終於平息了一場曆時三年的造反——有個許生在會稽郡造反，自稱“越王”，一度部眾超過數萬人，攻城拔寨，頗有聲勢。
獲勝之後，臧旻為部將表功，尤其對麾下一個來自吳郡的小夥子大加贊賞，極力表揚。這個小夥子出身普通，卻刻苦勤勉，且有膽有識，敢殺敢拼，招募鄉勇，在這場征討戰役中立下大功。
這個小夥子叫孫堅，那一年也是20歲。
臧旻為孫堅表功，後者被授官鹽瀆縣縣丞。
縣尉和縣丞，都是縣令的佐官。那一年同為20歲的曹操和孫堅，有不同的背景，在不同的崗位，都期待自己有一個光明的未來。
那時的曹操肯定不知道孫堅，而孫堅也很難知道曹操，但他知道的是自己出生普通，來自基層，沒有靠山，如果要往上爬，只能依靠自己拼命努力，有時甚至還要提著自己的腦袋。
但有時候，憑借實實在在的成績拼出來的位置，倒反而比依靠背景或關系得來的地位要穩固一些。
5
熹平六年，才幹了三年的曹操，就被調離洛陽了。
曹操去的是頓丘縣，做的是縣令。從縣尉到縣令，名義上是升了一級，卻從權力中樞的重要崗位被調到地方，是很明顯的“明升暗降”。
不難猜測，即便有幹爺爺和爸爸的背景，曹操還是被報複了。
事實上，若一般人敢做出棒殺高官叔叔的舉動，縱有十個腦袋也搬家了。但曹操畢竟不同：首先，他做的事情是正確的，是符合法律的，讓人挑不出毛病;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是背後有人的人，人家還不敢輕易動他。
但“不是不報”，只是“時候未到”。
四十年後，曹操對23歲的兒子曹植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，說了這樣一句話：
“吾昔為頓丘令，年二十三。思此時所行，無悔於今。”
但凡說“想想當年的所作所為，現在並不後悔”這種話的，心裏多少還是一直有觸動的。更何況，教育曹植時的曹操已經功成名就，才能坦然說出“無悔於今”這樣的話，如果換種境遇，可能未必會這樣提。
人生就是這樣，總有把握，總有錯過。
曹操在洛陽度過職場人生的前三年裏，應該趕上了一場生辰禮，錯過了另一場生辰禮。
趕上的那場生辰禮，來自曹操的頂頭上司，洛陽令周異。
周異在熹平四年喜得貴子。作為下屬，曹操前往賀喜或者至少送上賀禮，屬於基本的上下級之間的禮節范疇。
周異給自己的那個寶貝兒子取的名字，叫周瑜。
而曹操因為離開洛陽而錯過的一場生辰禮，則來自他的知遇恩人司馬防——他在公元179年迎來了自己的第二個兒子。
那一年，恰好是年號“熹平”終結，改年號“光和”。
年號更改，意味著去舊迎新。
司馬防給自己這個兒子取名，叫司馬懿。
